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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好?

窘迫的“先生”

教师节来临之际,贵州大方县却由于拖欠全县教师5年社保、工资、补贴共计4.7亿,挪用教育专项经费3.4亿而打脸中国教育。这等无法无天之行为,恶劣之极。

老师们讨薪都讨到中央去了,5年来省、市一级不可能没接到反馈或者举报,为什么一直按兵不动?

古训说“天地君亲师”,几千年来,老师被尊称为“先生”,从来受人尊重。不曾想,时代发展至今,先生们不仅俯下身段,甚至就差和农民工一样加入到讨薪弱势群体,实在令人哑然。

何止大方县,从经济到精神,乃至人身安全,近些年“先生”之窘迫,愈演愈烈:前有学生当街暴打20年前的老师引来“叫好”,前不久还有浙江立案查处做微商的小学老师,更不用说时有学生挥刀、拍砖向“先生”置老师于死地……

当老师陷入尴尬,往往众多媒体一拥而上,只顾顺应“民情”,一昧批评师风师德之不再,不问情势如何发展到这一步,不想未来如何改善,实在不是化解而是助推教育危机。

教师节来临,依然要向老师们道一声“老师好”。

只是,老师们,你们还好吗?

再见理想

不难发现一个吊诡的现象,时代越来越发达,物质文明越来越丰富,作为精神文明主要传播者的老师,地位却越来越低。这里,不包括地位很高的一线城市名校的老师。

我问一位初中时的恩师,如果还有得选,你还会做老师么?

她的决绝令我意外,“不,绝不!”

“如果我的孩子将来要做老师,我就打断他的腿”,还有不少老师朋友这么说。虽有一点玩笑成分,又何尝不是内心真实写照。

朋友杨老师,在江西一所乡镇初中教书,15年教龄,工资3600元(过年过节300元工会性质福利);

我的老师吴老师,在一所县城中学任教,25年教龄,接近退休,工资4600元,如果临退能评个高级职称,能到5000元;

我的高中同学宋老师,在市里一所职业高校任讲师,也是15年教龄,既要带班,又要上课,还要搞科研,工资+绩效课时,月收入6000多元;

我的一位前同事关老师,著名985高校硕士毕业,刚离开职场,到上海市中心一所小学任教,年薪10-12万……

老师们的收入,如果与当地贫困群体、“最低工资标准”相比,无疑还算体面。在社会中下层看来,教师工作稳定、收入稳定,还有寒暑假,无疑是铁饭碗,但历经多年黄金时代、白银时代、房价物价水涨船高,这个“铁”饭碗已日益贬值。

时代在发展,凭什么“先生”的收入只能跟低收入群体比,而不是向中高收入群体看齐,即便与普通城市中产相比,他们的收入也并不理想——但要知道,他们往往都是曾经的好学生,他们曾经的同学,收入往往是他们的数倍。

收入有别,而消费无差别。开发商卖给他们的房子,菜市场卖给他们的肉和菜,小孩出去买的冰激淋,不会因为他们是老师就更便宜。作为一个个普通家庭,也需要买菜做饭,买房买车,小孩教育,人情往来,社会交际……

我所尊重的初中时代的易老师,已经升任至县城一所城郊中学副校长,他说,“现实中,底层教师大多只剩下生存和养家的问题了。很多的理想和情怀,其实都是被扯淡了”。老师也是普通人,过得也许还不如你,理想与情怀都太昂贵,社会舆论又何忍将他们绑在高高的道德祭坛。

教师的收入,要对标的,起码应该是地方同等资历公务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就明文阐述:“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现实中,有几个地方能做到?

明面上的工资可能差不多,但中国式隐秘收入才是巨大差距。

以家乡某县为例,政府部门会以综合治理奖或精神文明奖的名义发年终奖,一般是6~8个月工资。老师不是公务员,无法享受。校长们去“闹”过,但由于学校不产生产值,说话不硬,教师人数又多,县财政发不起……只好不了了之。

纵使“先生”,亦非圣贤。现实生活压力之下,部分老师的逐利行为,令家长颇有怨言。一经舆论发酵,往往令整个老师群体尴尬。

作为普通人,老师们也有追求更好生活的权利,公办教师教学任务繁重又有编制,还好一些,合同制、缺乏未来保障的民办老师办补习班、培训班,以及高校老师办公司、“走穴”,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在与几位老师的沟通中,大家的“共识”是,只有家庭条件还可以,没太大追求的女性才适合教书。其中,只有家庭条件相对较好、乐观一点的杨老师说,她喜欢学校相对单纯的氛围,就算可以重新选,教书还是她的理想。

她顿了顿,又说,“只是教书15年,理想已经从普度众生,退缩到‘渡有缘人’了”——这个逐渐退缩的过程,耗尽了她的青春和悲悯。

跪着的老师

可惜杨老师的“有缘人”不多,因为她教的是“差班”。

杨老师所在的学校,从八年级开始分“好班差班”——在“好班”,学生、家长、学校都有预期,大家目标一致;对“差班”,各方也达成默契,你玩可以,不闹事就行。

“上课睡觉、看课外书都算是听话的学生了,更多的是玩手机、不做作业的。只要说话不太大声,不影响教学秩序,我一般都不会管”,杨老师说。

临了杨老师又补充说,其实是不敢管。管了,轻则顶嘴,重则打老师(女老师好一些),更严重的是以跳楼威胁。

而跳楼,已经不是口头上的“威胁”。当扁平、娱乐化的网络冲散一切“权威”, 当阶层的固化让人们日益缺乏期待,当远大理想让位于明星、网红,孩子们也越来越早熟而脆弱。

吴老师说,光今年,本地县城就跳了三个学生,老师们战战兢兢,只求不出事。“虽说跪着教不出站着的学生,但这样的环境,必须跪着”。今天,高度时代文明之下,老师和医生一起,竟然“发展”成为高危职业,简直滑天下之大稽。

那狠狠心,不管得了。

但是不管,能行吗?

当前体制下,不管中小学还是高校,一方面存在教委、学校要求的管理压力,一方面存在评职称压力——要评职称,除了教学、科研,必须还要有“管理经验”。

管理经验,首先是要当班主任。

当班主任也有点实际的好处。杨老师所在初中,班主任每月有四五百元的额外补贴,但一方面,班主任不是谁都能当的,尤其是八九年级,一般要经验、资历比较丰富的老教师;另一方面,班主任压力巨大,从学生早上6点半起床到晚上9点查寝,他们须随时在岗,而一旦班上出了任何事,责任都在“班主任”。如果再碰上个学生想不开之类的事情,恐怕一辈子都要毁了。

宋老师所在的地方高校更是如此。除了教学、科研、管理考核,评职称还要一年一次打分,打分分别来自学校和学生——管得少吧,学校打分低,管得多吧,学生觉得你在整他,打低分甚至零分,令人左右为难。

宋老师说,“老师现在所处的局面就是,上面强制,下面不服从,做夹心饼干”。“把柄”都在别人手里,“夹心饼干”们早已没有客观、独立立场,还得练就一身上下讨好、左右逢源的高超“情商”,真是太难了。

如果说中小学首要管理任务是“防跳楼”,行政管理还算简单,高校利益集中,行政化问题就十分突出了。

宋老师所在高校,有教职工一千余人,其中行政岗七百余人(包括学院、系领导,有一周两到四节课的少量教学任务),专职教师仅四百余人。

“一个部门全是科长,好多虚职,不是为了职位招人,而是为了招人设本不需要的岗位”;

“我们XX学院是个小学院,有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团总支书记、学工科长、教务科长、干事等十几个行政”;

“行政地位高,上班时间自由,工资比老师高,大家挤破头要进行政。按理行政应该是为教学、为老师服务的,现在完全反过来”;

“行政人员比老师地位高,只有实在没有关系、当不了行政的人才去当老师,真是千古奇谈”……

凡此种种,曾略有所闻。广大普通教师无不是一肚子苦水与怨言,一旦深入了解,着实令人震惊。

当传道授业解惑、人类灵魂工程师、百年树人的老师们,费尽心力只为“安全”地跪着,想方设法只为活得体面一点,一个国家要崛起,一个民族要屹立,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像自嗨?

反思“人民教育”

教师是一个庞大的群体,2018年数据显示,我国拥有从幼儿园到大学共1585.64万名教师。如此庞大的群体,必然良莠不齐,即便按概率,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害群之马。

反观近些年涉及教师的报道,比如学生跳楼,老师办培训班、做微商被查,老师被砖头拍、被拿刀捅……媒体多见一种师风败坏、罪有应得式的宣泄和附和,加重着社会对老师群体的不信任甚至鄙视。

回顾中华文明几千年,光老师的称谓,从“夫子”、“师长”到“师父”、“先生”,就有十余种,无不是尊称。而古代“夫子”们全是“私自”办学,怎么没有人批评他们唯利是图?反而在经济史无前例的发达、物质无与伦比丰盛的今天,为何师生关系、师群关系反而前所未有的紧张?

皆因师风之“败坏”,又何尝不是“人民”自己之败坏:

老师的行贿受贿,还有道德监督,老师也自感良心不安,人民内部各行各业普遍存在的行贿受贿呢?

老师搞课外经济,还有学生家长用脚投票和舆论批评,广大民众,谁又不是“管他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忠实拥趸?

老师跪着教学,在教育行政化和学生脆弱的个人为中心之间,不得不耗费心力讨好,广大社会,谁又不是以“高情商”、左右逢源作为处世最高技术?

老师威信被打破,依然有许多老师兢兢业业,恪守师德,无私奉献,而广大民众,谁又不是娱乐主义、“无所谓主义”,以打倒权威、戏弄规则、玩擦边球为乐趣?

当“人民”自己都“唯利是图”、无所敬畏、不尊重老师,不断言传身教、现身说法;当孩子有样学样,以打零分、跳楼威胁,甚至将砖头、刀具挥向老师……却让“师风败坏”来背“人民教育”的锅,无疑是倒因为果、避重就轻。

就算今日“人民”将老师赶下神坛,又能找谁替代?作为灵魂工程师的老师们如若倒下,跟着市场经济随波逐流,人类的灵魂,以后恐怕得自己去市场上赎买了。

可还记得祖辈几千年的教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为学莫重于尊师”? 

我们的“邻居”就记得。

杨老师说,“因为老师工资低,买东西会小气、事多,学校周边好多店都嫌弃老师小气”。反观邻国日本,中小学教师一向被视作“圣职”,与议员齐名被称为“先生”。社会各界认为老师牺牲最大,平时他们出门坐公交车,胸前都有教师牌,连老年人都会让座。而在普通商店、超市,持教师证件每天都能享受到优惠……

我们的社会呢,倒是恪守一个原则,那就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

反思“地方政府公司化”

教育向来是政府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经济困难的民国时期,一些偏僻地方敢喊出“县政府建得比学校好的,就地正法”,官民就算自己吃不饱,也要让老师衣食无忧;

抗战期间,教育成为仅次于军费的第二大支出。蒋介石指出,“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中小学教育免费,高等教育实行国家贷款或公费(战后通货膨胀,使得贷款变相为免费)。在民族最艰苦的岁月,却培养出近代最星光熠熠的一大批科技文化精英、国家栋梁;

1977年,文革甫一结束,百废待兴,政府率先恢复的政策便是高校招生,“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一声春雷,塑造出未来数十年社会进步中坚力量……

大多数时候,教育都被政府视为最重要的事业之一。

此后,1993年中央政府颁布《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提出到20世纪末,国家教育经费支出占GDP之比要达到4%(世界基础线),并于1995年通过《教育法》进一步予以明确。

但是,在随后的数年内,伴随中央财政困境,这一比例却逐步缩水。1992年教育支出占比为2.73%,1993年为2.54%,1996年为2.46%,直到1998年才回升至2.5%。而4%的目标值,最终到2012年才首次达到。

更重要的,是同期为缓解政府债务推出的财政改革、分税制改革、市场化改革,政府通过“甩包袱”的形式,从改革前依附于政府的许多众多地方公共事业,如学校、医院、文化中心、农业技术推广站等领域,逐步退出。

伴随着“财力上收,支出下移”,“人民教育”和“人民卫生医疗”,作为最沉重的两项公共服务,一并推向行政链条最低端、财力最匮乏的县乡政府和老百姓。

自此,回顾历史进程,伴随着八九十年代“政府甩包袱”、公共服务简单市场化,医疗高收费、药品高回扣,教育乱集资、乱收费,农民负担重、以及地方各种暴力拆迁等成为社会顽疾。

同时,伴随改革成本“硬着陆”,短时间内制造了大量官倒公司、利益群体,同步腐化着教师、医生等相关知识分子群体——自古被称为“先生”的教师、医生群体的信任危机,也正始于当时。

历史其实充满无奈。从80年代的“财政分级承包”到90年代的“分税制”, 目的主要在于改变中央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被动局面。当财政和金融主导权成功收归中央,伴随地方博弈与放权,则促使、强化着地方政府的“公司化”。

由于增值税75%归中央,地方仅能占25%,且地方缺乏推动产业发展的金融资本支持,为了养活庞大公务员、事业编制,为了地方公共投入与政绩,地方政府只能倚靠属于地税收入的房产、土地使用和土地增值等税种,并将发展重心转向能快速变现的“土地财政”、“圈地运动”、招商引资、自然资源售卖等,而越来越少地依赖本土产业资本增值。

其结果,使得许多地方繁荣日益房地产化、政绩化,日益依赖“外科手术”,而长期脱离本土经济内生发展及百姓实际收入的增加。

此时再看教育的困境,不难明白,在地方政府不断公司化的进程中,只有能赚钱的部门,只有变现能力强的单位才能占有话语权,才能活得体面。

而作为只有支出、没有产值的教育,自然不被重视;作为只造福后代、无法取悦当届政府的学校,自然缺乏话语权;作为只领工资、不产生利润的教师,自然只能成为二等编制……如此,择校费、买读费、“国际班”、补课费等,必然成为普遍现象。

地方政府公司化,作为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有利有弊。今年大火的“最佳投行”——合肥市政府,作为正面案例,屡受各界表扬。但更要看到,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弊端亦日益显现,比如公共服务的落后,地方经济内循环的欠缺,地方百姓实际收入的停滞与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的矛盾,以及日益增多的“地方公司”负面案例——比如以假借推进供销社改革的名义,成立融资平台公司强制教师存款入股、截流困难学生生活补贴的大方县,比如疯狂烧掉四百亿的贵州独山县,以及胸怀造车梦被骗66亿国资的江苏如皋市。

更甚于大方县,此时所虑,当“财力上收,支出下移”,空留一堆负债的独山县财政下,全县人民教师不要说改善生活,还能稳定领工资,就该谢天谢地了。

出路之思

问题的解决,往往不在问题本身。

教育也是如此。

因此一味批评老师、道德绑架、加强行政管控、强化意识形态,不但不能解决,反而将衍生更多问题。

譬如高校行政化,一方面是“强化管理”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教育依附于“地方公司”的直观体现——试问,当你有求于“公司领导”,为领导安排些亲属,为地方消化些就业,又怎能拒绝?

如此,当“行政”力量日益强大,专业力量日益式微,教授们又如何独立、自尊地传道授业解惑?

因此教育的希望,在于社会分配体制的改善,在于独立社会地位的获取。

其一,可将教育从“地方公司”手中抽离。

教育是立国之基,将教育财政收归中央(或上级政府)统筹,既是名正言顺,也是社会发展的一大关键举措:

一方面,使学校从地方财政依附中独立出来,将精力真正地集中到办学、育人;

另一方面,2018年中央也提出要采取措施,真正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使教师成为“国家的人”而不是“地方上的人”,老师一旦获得独立的、较高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将从根源上根治“师风”问题;

再者,通过统一财政分配、统一教师待遇标准,实现教育资源、师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如同邻国日本,老师无论在哪教书收入差距都不会很大,孩子无论在哪读书享受的资源都没有本质差别,就可引导优秀师资向乡村、向贫困落后地区流动,从而解决教育乃至社会的阶层分化及固化现象,最终推动社会公平发展。

其二,以学校管理+行业自律+家长、舆论监督的体系,取代当前的行政管理体系,以维护教育独立、提升效率。

道德风险巨大、利益盘根错节的证券市场都能以行业自律为主,本身就具备道德强约束、又清汤寡水的教育部门为什么不能?

传统管理的积弊,在于针对的是已发生问题,进行堵漏、补缺,通过加人手、打补丁、增加条款,致使管理日益行政化,机构越来越臃肿,小利益团体山头林立。长期下来,终将使行政大于专业,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使问题越来越复杂。

逐渐以自律管理+专业管理+舆论监督,取代目前政府主导的行政管理,既可减员增效,又可维护公平,或是教育改革的一大重要方向。

其三,人民一起,来承担“人民教育”。

学校教育只是教育的一部分,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同样决定着教育成败。

当前的普遍现象,是广大家长尤其是底层群体将教育权利与义务一股脑儿交给学校,仿佛自己是个房屋开发商,只负责造个框架,房子一旦交付,概不负责。而自己,该功利功利,该娱乐娱乐,该骂娘骂娘,全然忘记这世上还有“子不教,父之过”的古训。

须知自身的素质,决定着孩子的素质。广大民众,从自身开始尊重文化、尊师重教,注重自身修养、言行举止,才能将下一代培养成为“文化人”。

同时,广大社会也需要从西方重商主义、娱乐主义、功利观的主流价值中文化回归。比如向从来忽视乃至“敌视”的“邻居”身上学习,卖给老师的东西便宜一点,为老师让个座,为尊师重教等传统美德留一扇窗。

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阐述,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其实,不光老师、学校,你我,以及每一个政府管理者,也是这一棵树,这一朵云,这一个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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